(一)

老潘是个廉洁的法官,但因为他廉洁,周围人际关系极为紧张。

曾小明一拳砸在桌子上:“我是为了谁?我是为了谁?!”

再去找老潘,他也有道理:“那些钱能拿吗?拿了还怎么办案?”

我说你也太绝了,他们送钱的终究是一片好意。

老潘冷笑:“好意?我要不是法官,他们还有这好意吗?我要收了他们的好意,这法官还做不做?”
老潘到了,我停下车,看见他一步一顿地往里走,月亮明晃晃地照着他高大的身躯,显得格外苍凉。快到门口了,他转过身,脸上的肉抽搐,颤声问我:“我只不过想做个好人,怎么会这么难?怎么会这么难啊?”

一个伟岸的男人说出这样的话,我心里说不出的悲苦和苍凉。

没多久,老潘因年终评审分数较低,当事人投诉过多,被调离审判业务岗位,成为后勤岗位。

一个业务精熟而廉洁,但却不近人情,不谙世故的法官,被调离业务岗位,而那些处事圆滑,但业务能力较低的法官却始终留在业务岗位上。

对于老潘,和那些中国司法系统里坚持着的,凤毛麟角的“老潘们”,我只能说:你们的行为,几近于“道”。

(二)

老管,某著名法学院教授、国际公法研究者、留美学者、律师,为日本侵华战争期间的受害劳工及慰安妇维权,受委托起诉日本政府及日本战前某企业,要求赔偿,历经磨难,费尽周折。

他为17位受害者奋笔直书,写下5万字起诉书,多次往返日本与大陆,调查研究资料累计5年,最终获得胜诉,并取得日本战前某企业书面谢罪。

17位受害者,平均每人获赔款仅4-5万元人民币。而一应路费、食宿、起诉费等,均由该学者垫付,该律师分文未取。中央电视台“感动中国”人物访谈,17位当事人中的一位获奖,央视要求采访该律师,遭婉拒。

这位管教授给我们上课时,用平静的语气说着这一切的时候,我心里不知道说什么才好。

我只能说:此人行为,几近于“道”。

(三)

在西藏时,忽然看见了个喇嘛。

他赤着脚,右臂裸在外面,满身是土,一路磕头过来。八角街上磕长头的特别多,有两步磕一头的,有3步磕一头的,他是完全用身体量。这条街有几百米长,路上行人熙攘,他动作极慢,两臂前伸,双腿后蹬,划拉半天才前进一步,看着非常滑稽,曾小明笑了起来,看他一点点往前挪,行人纷纷让路,慢慢地曾小明也笑不出来了。

这喇嘛也就二十七八岁的样子,面色黝黑,瘦得只剩一副骨架子。磕头时眉头紧皱,表情扭曲,像是在忍着极大的痛苦。

我心中好奇,走下楼盯着他,他也注意到了,嘴唇动了动,像笑又像哭。

我说:“你从哪里来?”

他说甘肃,我接着问:“磕长头过来的?”

他说是,突然往下一栽,趴在那儿就起不来了,浑身剧烈哆嗦。

我上去扶了一把,弄得半身是土,赶紧皱眉松手。曾小明也看见了,把他搀到街边阴凉处,这喇嘛大口喘气,问能不能给他点东西吃,当然没问题,扶他回玛吉阿米,要了酥油茶、牛肉和藏面条,他吃得极慢,不停地吸溜,我这才发现他浑身是伤,手掌脚掌全磨破了,就拿布草草裹着,破皮绽肉的,不停地渗着黑脏的血。

我看得心里别扭,说你这又何苦,几千里受这么大的罪。

他深深吸了口气,好像疼得不可忍受:“你有你的想法,我有……我的想法。”

曾小明指指他的手:“一会别磕头了,去医院吧,小心别感染了。”

他摇摇头:“没用,治不好了。”他指指肚子,“不是外伤,这里,肝……肝癌。”

我一下瞪圆了眼,曾小明正拿着茶壶倒茶,闻言一惊,手一抖,哗地倒了一桌子。

我怔了怔,说都这样了,为什么不在家呆着?

他笑起来:“我是出家人,没有家。”

曾小明也劝:“就算没有家,那也用不着……”

喇嘛还是那句话:“你有你的想法,我有我的想法。”

我们俩无语了,他放下筷子,笑得十分安祥:“去年,汉医院确诊的,医生说我还有不到一年的命,我就想,怎么也要死到拉萨去,磕长头死到拉萨去。这是我们藏族人……,怕死在路上,别人走20里,我走30里。别人磕一天歇一天,我天天磕。别人看天气,我下雨也磕,下雪也磕。9个月,佛祖保佑,我……我活着到拉萨了。”

我毛骨悚然,说以后呢,你打算怎么办?

他想了想,说还是磕头吧,我来就是磕头的,等磕不动了,我的……想法就完成了。

无题一首

也曾人间横行,
铁马嘶吴钩冷,千山踏平;
也曾黄昏对雨,
平生事家国愁,有泪如倾;
一杯酒饮了浮名,
一声啸沧海潮生……

我只能说:这个喇嘛的虔诚,几近于“道”。
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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